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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2017年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

作者: ● 时间:2017-05-21 18:55:04 ● 来源:

 

Ⅰ : 2017年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

2017年高考将陆续报名,各省将出台2017年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以下是由我们收集整理的2017年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标准,希望能帮助到你!

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 2017年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

   广东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2016年租房者子女可异地高考

广东异地高考实施细则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方案仍执行去年“三步走”政策,明确随迁子女2016年起可报名高考,明确了“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的标准。其中,在广东省合法租赁住房的,也属于有“合法稳定住所”,这意味着,细则正式实施后租房者若其他条件符合政策要求,其子女可在粤报名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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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并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目前这一方案还在征求意见中。和以前相比,《办法》并没有放宽门槛。而此次征求意见,是落实去年省政府关于异地高考的文件具体操作的问题,明确如学生去报名应带什么材料之类的具体操作方法。下一步省教育考试院会公布具体文件。

异地高考仍按“三步走”

《办法》称,所称随迁子女是指跟随父亲或母亲在广东省生活、就学的非广东省户籍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广东省户籍就业人员子女。

去年12月2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通知,确定广东省从2013年开始分步实施随迁子女就地升学考试,相关工作分三步实施。

三步走

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省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不受入户年限、就学年限等限制,可在广东省报名参加高考,并可与广东省入户地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2014年起经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在广东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规定在广东省参加社会保险累计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具有广东省中职学校3年完整学籍的,可在广东省报名参加高等职业学院招收中职学校毕业生招生考试(即:“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考试和高职学校对口自主招生考试),并可与广东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2016年起经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在广东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规定在广东省参加社会保险累计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中考并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可在广东省报名参加高考,并可与广东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新办法

而最新《办法》与“三步走”内容一致,实施时间、所设条件相比都没有变化。在最新《办法》“第三步”的条件阐述中,仍然规定:符合参加高考升学考试准入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按要求办理报名手续在广东省参加高考的,与广东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不过,《办法》对“随迁子女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表述略作修改,加上“或”字,改为“随迁子女在父亲或母亲就业所在地市具有高中阶段学校3年完整学籍”。而《办法》在其他相关条文中,相关称谓也表述为“父亲或母亲”,使条件阐述更为清晰。

异地高考怎样报名

1.《办法》要求,需在广东省参加高考的随迁子女,应当在高考报名前向就学所在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2.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汇总,并分送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房地产)、公安、教育等职能部门,由各职能部门根据准入条件,进行审核、认定。

3.各职能部门审核后,在规定时间内将有关名单反馈回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由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各职能部门的审核结果,确定报考名单。

4.所确定的报考名单由学籍所在中学公示,对公示结果有异议并经审定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不予办理报考手续。

(注:进城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累计年限的计算截止时间,为其随迁子女当年高考报名规定时间。)

异地考生如何借考

《办法》规定,对不符合异地高考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经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公室同意,2014年起可在广东省借考。不过,借考考生应向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提出书面申请,经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同意,方可在广东省其父亲或母亲就业所在地市借考。报名时,随迁子女应出示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同意的有关书面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到其父亲或母亲就业所在地市招生办办理高考借考手续。此外,在广东省借考的随迁子女应回到户籍所在省(区、市)参加录取,具体录取要求和标准由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确定。

新方案三个细则

买房租房都算“合法稳定住所”

去年公布“三步走”方案时,不少市民疑惑,如何认定进城务工人员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租房算不算有合法稳定住所呢?是否要买了房才能参加异地高考?

《办法》明确,进城务工人员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认定为在广东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在广东省范围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了就业登记;在广东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从事合法个体经营或其它商业活动。

而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标准是:在广东省拥有自有住房的(具有房地产权证、购房合同、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等之一);在广东省合法租赁住房的【具有有效期内且已在县级以上房屋租赁管理部门或房屋所在地街道(镇)出租屋管理中心及其他授权办理备案机构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

材料造假将不准报考

《办法》强调,如果随迁子女的有关材料及有关证件不齐备或弄虚作假的,一律不准报考。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的随迁子女,一经发现,取消报名资格。已被录取的随迁子女,一经查实有关证件不齐备或弄虚作假的,取消录取资格。

户口簿身份证要同名

另外,随迁子女报名参加高考,应使用户口簿上的现用姓名(须与身份证同名)报名,并以此作为考试、录取的依据。随迁子女因本人填报的信息错漏造成无法考试、录取的,其责任由随迁子女本人自负。

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28省份实施异地高考

6月7日,中国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这一天开始,939万莘莘学子将走进考场,对十几年寒窗求学作一次小结。“千军万马独木桥”,这曾是中国民众对这场选拔竞争程度的比喻。然而,从高校扩招到社会机会多元化,眼下的高考虽已不再是出人头地的“独木桥”,但是,一场牵动近千万家庭的考试,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从标印着“绝密”字样的试卷,到警方护卫考点、监控录像,再到考试之后的全封闭阅卷,全社会都在努力创造一场公平的竞争。然而,在流动人口超过2.3亿的中国,人们期待,更多的随迁子女能够更平等便捷地就地参加高考;在国家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下放给高校时,人们期待,高校自主招生少一些“暗箱”,多一点透明;在各种“特长生”遭到社会质疑之际,人们则期待,高考加分政策少一点“猫腻”,多一些人性。今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程开启后的第一次高考,从今天起,中国新闻网将推出高考主题策划,关注考场之外的高考期待。

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异地高考人数激增高,门槛问题待解

今年28省份实施异地高考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被称为“异地高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2013年,中国异地高考艰难“破冰”,共有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12个省份启动实施了这项政策。2014年,异地高考实施地区继续增加。教育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将有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新增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山东、宁夏、新疆、内蒙古、福建、海南、山西等16个省份。这意味着,2014年将成为异地高考普遍落地的一年。

异地高考人数较去年激增

从异地高考报名人数来看,与去年异地高考遇冷不同,今年报名人数达到了5.6万名,较去年的4440名激增12倍。分省份来看,湖北今年异地高考报名人数达2664人,比去年增加2445人,是去年的12倍;江苏报名人数从去年的374人激增到2995人,是去年的8倍;安徽今年异地高考生有705人,人数较去年的304人实现翻番。在今年首次开放异地高考的省份中,福建异地高考报名人数有3600多名,新疆有2138名,海南有372名,山西600多名,宁夏有35名。

    多地要求父母合法职业、稳定住所。

黑龙江规定,非本省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高考报名,须具有本省高中学籍且高级中学阶段在本省连续实际就读3年以上,父母在本省有合法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辽宁规定:在我省高中阶段有三年学籍,并有完整学习经历(须具有我省高中阶段学校初始注册学籍)。父母在我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北京规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

相较其他省份,北京的规定更为严格。根据《北京市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通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

日前发布的《2017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规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符合5项条件可以申请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5项条件分别为:

——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暂住证(或有效居住登记卡、居住证)或工作居住证。

——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

——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

——进城务工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2011年9月至2016年8月是连续,不含补缴)。

——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

安徽规定:须提供家长社保缴纳等证明

据媒体报道,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安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名条件堪称“史上最严”,除了“具有我省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考生还须提供家长稳定就业、稳定住所和社保(查询 办理)缴纳等情况证明。

西部省份多措并举 新疆建“高考移民”终身追查制度

西部省份的“高考移民”问题向来广受关注,对此,近年来,西部诸省份多措并举,旨在遏制这一问题。

近期,宁夏便调整了高考报名条件:本地户籍不在区内就读,户籍年限由原来的6年调整为12年。

此外,据媒体报道,作为“高考移民”主要流入省区之一的新疆,今年将由自治区党委、纪检监察、教育、公安等部门联合成立“高考移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择机出台《自治区高考移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并建立“高考移民”终身追查制度。

Ⅱ : 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

[上海异地高考新政策]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
【上海异地高考今年底有明确说法 看父母对城市贡献】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今天上午表示,“异地高考”应被理解为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允许参加高考”。“随迁子女入学”的前提条件必须包括家长在城市中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对城市作出很大贡献,并交纳社会保险金等。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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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chenqin[上海异地高考新政策]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给出的答复:
异地高考对于京沪人民来说似乎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我最近稍微关注了一下这方面的新闻和微博,感觉争议比较激烈,毕竟这是对于根本利益的触动。这个问题问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实话说,我不知道。但我想从我自己的价值观出发,谈谈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为什么会有“异地高考”的争论?
异地高考争论的产生,其根源在户籍,以及被户籍所绑定的福利。近十年来,在异地高考争论的大本营之一上海,户籍人口的教育和医疗福利正在被逐渐分摊。居住证甚至暂住证现在皆可就近入园入学,这导致一些户籍儿童无法进入学区内的学校;由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生育率较高,户籍产妇预约出现困难。这一系列的利益摊薄,加上强制推普下上海方言的消亡、一些地铁等公共场合中的不良不法行为、或一些法制节目的外来人口犯罪报道的推波助澜,户籍人口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关系正在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异地高考可以说是户籍人群福利蛋糕的最后一块,想要动它,必定会引起强烈的争论和反弹。争论的方式多种多样,论点千奇百怪,比如外来人口是上海建设的主力军所以理应开放异地高考让其随迁子女受益,或京沪户籍人民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投资教育因此享受高录取率天经地义不能放开异地高考,等等。但这种意气之争,往往逻辑混乱,数据错误,不值一提。事实上,这种争论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要摆事实讲道理,正方反方都能举出一百个无法拒绝的理由来,那又怎样呢?
政府推动异地高考的动机和阻碍是什么?
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在网络上的争锋相对固然热闹,但只要没人上街或威胁要上街,那么他们的意见在政府决策中所占的权重还是等于0。从实际操作上来看,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者是政府,其推力和阻力也来自政府内部。政府的推力主要来自因追求晋升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动机。中国经济运行到今天,最大的劳动力红利已经几乎享用完毕。在发展程度已经较高的城市,比如上海,继续增长的出路在于城市的持续扩张、工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的集聚。这三条出路谈何容易?城市扩张,需要土地。但在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下,中西部城市也需要扩张,上海已经分不到什么建设用地配额;工业升级,需要资本,但资本的流动性之大,逐利性之强,且不说上海的资本存量很高,其回报率已经开始下降,就连比拼税收优惠都不能占据优势,更别说资本也是需要土地的。于是,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服务业集聚了,这条路也是世界上大都市普遍选择的道路,它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的集聚和互动。相比农民工居住证的扭扭捏捏与入户籍打分的低效率,开放异地高考无疑是吸引高素质人才的一大利器。同时,政府内部的阻力也存在,最大的阻力是城市管理的难度上升和城市基础建设的考验,城市人口一多,所有的部门工作都要增加,尤其是公安、民政、卫生等。在全国进行人均教师数和人均床位的考核时,数据指标上的不好看才是大问题,开放异地高考更有可能触动这些政府部门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反对声要远比户籍人口的那点微弱反对声来得大。以上各点汇总成一句话:如果政府的长官希望向上爬,那么只要他能搞定公安民政卫生部门的考核指标或者给予补偿,让他们少说几句话,异地高考的落实就没什么问题了。
在另一方面,撇开政府实际操作上的动机和阻力,只看人民的福利,我希望有这样一个共识——异地高考肯定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它会增加一些群体的福利,同时损害另一些群体的利益。但在异地高考改革中,非户籍常住人口的福利改进,肯定大于户籍人口的福利损失,因此它对于社会整个群体来说,一定是一个正的改进。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尽量减少户籍人口的损失?如何尽量把改进落实到边际改进最大的人身上,来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改进?
异地高考应当如何推行?
一般来说,经济学是解决“为什么”和“是什么”的学科,“怎么办”这种涉及到各方利益而且很难量化的东西,严肃的经济学家是不太碰的,我也不是经济学家,就抛砖引玉,讲一点个人浅见。
1,以三年为限,缓速推进。受到异地高考损害最大的群体,肯定是已经入学的学生家庭,由于他们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和考试训练都是在较高录取率前提上进行的,他们在学习、素质教育和生活的时间分配上也基于此做出了最优安排,录取率的突然降低会对其福利造成很大的损失,距离高考越近,其损失越大,因此给出三年的缓冲时间,可能是一个较为折衷的办法。
2,逐渐弱化户籍概念,强化常住地概念。在六普数据中,上海常住人口2300万,其中外来人口900万,户籍人口1400万,今天这个数字仍然在持续接近,再按照户籍管理,显然不合适。上海现在的做法,就是推行常住地管理,所有外来人口都加入城镇养老保险,都可凭居住证让子女入学;另外用政府补贴的方式,开放平价分娩点,让外来产妇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安全分娩,既减少婴儿死亡,又方便登记管理。
3,在建立常住地管理的基础上,确定拥有高考资格的人群。这是一个较难的环节,但可以参考他国的做法。美国的公立学校对于州内学生和州外学生的录取人数和学费都有显著差异(这竟然也会成为一部分反对异地高考群体的论据,要知道州内学生资格可不是用无厘头的户籍政策来判定的),其原因就在于公立学校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于那点经费(讽刺的是,通过拿出不同口径的经费口径,地方教育经费比例会分别成为支持和反对异地高考人群的论据),还来自于土地优惠,政策优惠和基础设施配套等,这些资金则来自于当地的税收。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中国财政收支的统收统分模式下(区别于大部分国家的教育支出专税专用),教育投资的税金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而个人所得税仅占5%左右。因此,一个地方的教育支出,和一个人有没有纳税,或者一名纳税人有没有户籍是几乎没有关系的。政府需要做的是,抛开户籍的概念,转而进行常住人口的认定。我找到了美国各州对州内学生(in-state student)的认定标准
http://professionals.collegeboard.com/testing/international/state
其基本标准一般是该学生的父母在该州居住时间超过12个月,一些有助于州内学生资格认定的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其父母的:
1,车辆或选民登记
2,退税时填写的州内地址
3,州内入学记录
4,州内驾驶证
5,拥有州内房产
6,拥有州内银行账户
7,拥有州内全职工作
8,参与市民活动 等
总之,州内学生认定的宗旨是要求你证明你想要在本州继续生活下去。如果我们把这套标准移植到中国,就上海来说,接近70%的外来人口已经举家迁移,他们中居住时间超过一年的比例和期望长期居留的比例都超过了80%,如能通过一套可量化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常住认定,进而给予本地高考资格,那双方都能得利,善莫大焉。

最后,说几点题外话。当前的户籍政策,已经完全退化成了一种身份上的政治资本,它不适合人口管理,也和人口分布关系越来越小,不知道各位知友,还有多少住在和身份证显示地址相同的地方?异地高考这个词语,本身就有问题,一个地区的常住人口在常住地考试,竟然算是“异地”,户籍政策,真的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


网友李冰阳[上海异地高考新政策]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给出的答复:
建议把题目换成“加拿大美国开放移民让中国人随便去住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看还有多少人在那里给我装圣母!


网友Gracia[上海异地高考新政策]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给出的答复:
转:
沈彬: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特权”如何形成?
最近,关于高考公平性的讨论很热,矛头直指北京、上海等的“高考特权”。比如,有人举例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数据:2010年安徽每1357名中有一人可以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而上海每4467人才有一人能考上,前者是后者的3.3倍。很明显,名牌大学招生时对所在地有很大的倾斜,指责北大、复旦的“地方化”,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在对高考公平性的集体吐槽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说法,不利于公众看清真问题所在,更不利于凝聚共识、妥善解决问题。一些意见领袖,难免脱离现实,书生意气,从柏拉图谈到罗尔斯,从理念谈到理念。有的专家甚至连起码的“功课”也不做,在某一档电视节目中,某经济学家义正辞严地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特殊人群有特殊照顾的招生制度”。殊不知美国著名的平权运动,就是在招生中对有色人种实施倾斜照顾,因为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政策,造成黑人孩子的学习条件差,形成“起点不公”,所以在招生中保留黑人的专门名额。不过,这也造成了新问题:白人孩子成绩比黑人好,却因为自己是白人不被名校录取,形成逆向歧视(reversed discrimination);而且,有研究称,这个政策没能帮到真正的贫苦黑人,反而是黑人中产阶级占了便宜。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公平和正义的维度是很丰富的,在不同国家需要应对不同的社会矛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唯一的正义标准。

首先,当然要承认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中国的城乡二元、地区差异,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这是必须改变的。但扭转不公平,不等于一步到位实施抹杀地方财政投入差异的“全国统一录取”。
“高考洼地”是怎么形成?有学者选取了京、津、沪,以及浙江、江苏等总10省市做了研究,发现:1978年,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仅低于上海、江苏,排第三位;1988年,北京市的文科分数线退居第六,理科线退居第七;到了199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开始处于垫底位置。
也就是说,“高考洼地”是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这与1990年以后,国家教育权下放,地方政府参与建设高校有关。199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JW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对高校逐步实行“中央与省两级管理、分级负责为主”的管理体制。

这也可解读为中央政府“逃避财政责任”,向省级政府转嫁了高等教育负担。1994 年 2001 年间,中央部委属高校的总经费年均增长16.86%,中央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由84.80%下降至 57.65%。截至2004 年 6 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 1683 所,地方政府所有的院校有1358所,占 92.4%。

地方财政不仅掌握了占大学总数九成的地方院校,还成为国立大学的“金主”。“211 工程”与“985 工程”使得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大学的做法,即所谓“省部共建”,地方政府给予国立大学资金、税收、土地等一系列支持。一般说,中央给大学多少钱,地方就给予多少的配套资金,也有比例更高的,截至2001 年,教育部与广东省给中山大学投入的 12 亿元共建经费中,广东占了9 亿元。

“吃人家嘴软”,地方投入的越多,当地得到的招生名额也就越多。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 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占40%,武汉大学在湖北的占 50%……各地都在使用地方财政,争夺名校招生资源。这不是北京、上海的特例。所以,本文开头处对北京的吐槽,就五十步笑一百步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也得到教育部门的认可:这些重点大学要“更多考虑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当然要大幅度的扩大”。

但是,国立大学招生的“地方化”,严重危害了教育公平;也不利于名校的长期发展。在一片谴责声中,2006年,教育部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一律不得再提高;超过 30%的也应逐步回调至 30%以内。但中央-地方分羹大学资源的格局,已然形成。

以上就是当今国立大学倾斜属地,上海、北京等形成“高考洼地”的原因。教育公平背后,还是一个地方财政投入分享的问题。在承认城乡二元、地区差异不公平的大前提下,也要承认不同地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不同的。既然是“分灶烧饭”,全国“统一就餐”就是无法实现的事。所以呢,大家盯着北京、上海碗里的肉,抱怨“不公平”的同时,也要问问贵省每年高等教育投入有多少?有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果不尊重地方的财政投入,势必形成公地悲剧,没有地方政府愿意投资高等教育。
有人提出:国立大学不用地方的钱,就能解决公平性问题。且不说,现在大学里九成是地方院校,光堵住国立大学,对高考分数线(特别是二三本线、专科性)的影响有多大;且不说,目前地方投资大学的土地等资源,中央财政能否赎买得起;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倒退思维,是违背帕雷托最优的,部属大学不拿地方的钱,势必导致教育资源的恶化。原先,还是能否进北大的问题,如果真的不拿地方的钱了,可能变成能否进本科的问题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远没有公平正义的词藻吸引人。

至于有人提出人才流通、晋材楚用,地方政府的眼界不要太小;新移民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应折算到异地高考政策中……那就是更高层次的问题了。

总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立足中国的现实。在认可整体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大前提下,也需尊重分享地方财政投入的公平性,谁都不愿“花钱买炮仗给别人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正义;地区平衡,扶助落后,也是一种正义;分灶吃饭,多烧多吃,也是一种正义。这是“平行真理”。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城乡平权的过程中,类似的矛盾还会有很多,关键要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渐进有序变革,而不是采取激进手段,实现简单的全国统一录取。回顾一下中国的百年历史,不难明白,有多少以公平为初衷的激进运动,是以悲剧或闹剧结尾的。这是我们应该共同避免的


网友章华[上海异地高考新政策]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给出的答复:

读初中时候,常常奇怪三件事,就是“为什么办农民公社搞大食堂导致了大饥荒”,“为什么计划指令经济不可行”, “为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遗憾”。这些事情,在实施的当时看来并非荒谬,也不是简单的异想天开,但确确实实是不可行。而“异地高考”其出于教育平权的正当性,粗粗一看确实应当,但细细思索,发现当前情况下却还不可行。
首先,“异地高考”是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负激励。前日,和一个来自山东的朋友闲聊,讲到他当时高考之难。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无非山东的学生多,而大学少,特别是好的大学少。而那些高考的高分省市如河南、黑龙江、湖北等也无非大多是这样。但是,其实知道改革开放前,这些省份的大学如山大、武大、哈工大水平相比上海的一些高校并不低,为什么渐渐落后了呢?
有个数字或许可以解释,上海2012年高考考生是5.5万,山东是50万。但是地方财政的教育支出呢?上海是700个亿,山东是800个亿。高等教育上海是170多亿,山东只有上海三分之二。山东不穷,经济总量还比上海大,但是上海财政给每个学生多投了10倍的钱。(写到这里,真是为上海感到自豪的)有投入,自然要回报,全世界来看州立(省立)大学招生比例自然是在本地最高的。因为不是如此,你没法说服公众把有限的资源从安居、医疗、养老、市政建设等方面挪移到教育上去。要提高教育投入,必须如此才能激励和目标相融。再打个比方,就好象每户人家过日子,有的吃的好些,有的吃的差些,但是如果规定吃得差的可以到吃得好的人家去吃,估计就没人愿意做饭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光靠本地生源,不可能办好大学。所以上海每年输入的学生,远比上海考到外地的为多。上面提到的170多亿教育投入有很多使用在外地来上海读书的学生身上,按《统计年鉴》2011年上海高校招生14.11万,但当年所有高校在沪招生(包括外地高校)不过5.28万,净输入约9万人,三分之二的投入是用在外地生源之上(比例甚至会更高,因为越是投入高的重点院校外地生源比例越高)。如果真的出现了谁也不愿意投入,谁也不愿意“做饭”的困局,恐怕受影响更大的还应该是外地生源。
同时,我们也看到,各地政府其实都在顺应民众的要求逐年提高高等教育投入,可是在发现有“便车”可搭的情况下,减少教育投入呢?而这样的减少,会不会扩散呢?也是让人忧虑的问题。
好的制度是目标与激励相容,当年办大食堂觉得消除了“贫富差距”但事实是人人贫困,搞了“联产承包”却是“共同富裕”的道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
其次,“异地高考”无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另外一个说法是,异地高考后,会提高入学学生的平均分数,有助于教育的提高,看起来也很有道理,就像早年的课本上说我们的计划经济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说说文章网友申韩[上海异地高考新政策]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给出的答复:
没可能,别抱期望了,攒钱出国吧


网友匿名用户[上海异地高考新政策]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给出的答复:
即使允许异地高考也会有重重限制,否者全国人民都跑北京去报考了


网友蒙面大侠[上海异地高考新政策]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给出的答复:
这是个食物链。。。。觉得道道很多!

Ⅲ : 异地高考背后:中国公共政策博弈的困局

作者:李涛、邬志辉

一、“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议题:一个简明的问题史呈现

高考,即高等教育学校入学招生考试,一直以来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www.shuoshuow.cn)国家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而社会通过高考进行阶层划分和社会分流。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为我国随后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30多年后的今天,高考不仅成为了中国教育制度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莘莘学子寒窗苦读十来年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个通道,也是众多父母为孩子拼搏奋斗十几年后看到子女出路的盼头。然而现今关于高考的一个新的问题又展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异地高考”问题。

“异地高考”问题是指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即孩子在其父母工作地区接受教育,能否在其受教育地参加高考并获得与该地户籍学生相同的录取政策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城市的发展远远快于农村的发展,特别是一线大城市经济更是高速增长,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和从二、三线城市向一线城市流动。由于社会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其随迁子女在受教育地升学这一现实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迁子女也逐渐长大,渐渐临近高考,然而高考制度与中国的户籍制度相结合导致随迁子女只能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异地高考问题引发了争议。目前,北京随迁子女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已高达40.9%,而随迁子女占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的比例也超过40%。这一庞大的数据表明异地高考问题必然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必然要承受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

早在2008年就有人大代表提议说解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问题,但却一直不了了之。在2010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其中提出了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的试点办法,并把山东、湖南和重庆列入了试点范围。这是国家首次将异地高考列入了试点,让不少纠结于子女异地高考的家长看到了一丝希望,但让人遗憾的是进行试点的地区并非外来人口流入较高的地区。2012年2月29日,山东省教育厅在山东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新闻通气会上率先打破高考户籍限制,明确提出“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省就地(所就学的高中段学校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山东省的这次教育改革,算是中国首批实行异地高考政策改革的地区,解决了山东省随迁子女回户籍地参加高考的烦恼,同时让还在呼吁异地高考、教育公平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光明,并把注意力转向了京、沪等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同时高考录取分数线较低、录取比例较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较多的热门一线城市。2012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异地高考方案将在10个月内公布”,让因为担心孩子无法在受教育地参加高考的家长再次看到了曙光。

在此等待期间,京、沪、广等地的随迁子女家长自发组织为志愿者,多次向当地教育部提交要求异地高考的公开信、在公共场合进行异地高考的宣传,并拟成了民间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明确答复。与此同时,上海占海特事件也愈演愈烈,2012年5月,户籍地在江西九江的占海特在5岁时就随父母移居上海,在当她得知自己因为户籍问题甚至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时,她便走上了维权之路,在此期间,占海特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广泛争议的社会行为来呼吁教育公平,禁止户籍歧视,一石激起千层浪,把异地高考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在各地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家长的持续争论和翘首期盼中,终于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除西藏外各省(区、市)异地高考政策方案陆续出台,其中包括了京、沪两地备受争议的改革方案在内,然两地“高门坎、严要求”的方案在各地非本地户籍家长中再次引发轩然大波,大多数家长甚至直呼绝望。在“教育公平”理念下的异地高考公共议题如今仍然在持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的家长中展开着激烈持续的争鸣和交锋,相关困惑亟待学者从理论上深入破题,理性疏导。

二、政治社会学视角下“异地高考”政策的公共性博弈:谁的利益与何种公平?

异地高考问题在中国社会公众中的争论愈来愈白热化,争论的焦点依旧是一线中心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座发达的中心城市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对无本地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放开就地参加高考的标准与程度,争论的群体边界明晰化为有一线城市本地户籍的家长与无本地户籍而进城务工的家长。显然这是一种与不同群体利益直接相关的再分配之争,而再分配背后的政治哲学核心是资源分配中的“公平”,由此,身处不同利益群体中的家长都纷纷打出“教育公平”的话语旗号,以完成对自我个体利益追逐的神圣化包装。但实质上,运用教育公平话语来期盼达到异地高考问题的各方满意性解决实则困难。

事实上,不同利益群体话语中的“教育公平”实质上都是片面独断性和简单暴力化的,异地高考话语政治中的“教育公平”实则需要追问“谁的教育公平”问题。拥有本地户籍与无本地户籍的家长都可以打出教育公平的话语旗号来论证“异地高考”元命题的合法性与否,来评价“异地高考”相关出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与否,前者从城市自我容纳能力、教育财政供给能力、高考移民可能危机以及能够参与高考的选择机会等角度出发,论证了异地高考不宜放开或者至少应该高门坎的缓慢放开,而后者从国家人才培养、社会公民权利、城市反哺农村的历史承诺、无本地户籍务工人员对城市的贡献率等角度出发,论证了异地高考应该尽快的彻底放开。

有本地户籍的社会群体主要采取一种“质量优先性”的教育公平辩护策略。他们认为如果异地高考彻底放开,那么就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导致外来人口的无节制进入,城市总量一定的公共服务体系就会坍塌,无节制的人口涌入实质上不仅会抵消城市扩容增质空间的释放效应,同时还会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的全面崩溃,从而致使有限度的教育服务在过度的资源分配中被彻底稀释,这并非实质意义上的教育公平,而是在民粹主义渲染下被单纯道德捆绑的情绪激荡,相反,真正的教育公平更期待深刻理性和宏大战略,至少当前的教育公平绝不能以降低本地人均教育服务质量为代价来满足无节制的外地人城市梦,教育公平首先应该是有质量且可持续性的教育公平而不是牺牲质量甚至灭绝教育本身的简单化平均。另外,大量的高考移民专业户将以更低的成本在全国范围内获取这种溢出资源,这批人至少可以在老家或者移入城市中有两次选择接受高中教育或选择参加高考地区的“成本-收益”决策机会,而更多的本地人事实上却只有一次这种机会,这种客观的机会相对剥夺感也是本地人难以接受的,因此对本地人来讲,真正理性的教育公平是在教育资源增量扩充的过程中缓慢地使异地高考的准入门坎向下挪动,而这种门坎挪动的政策基础自然是“增量共赢”型无输家的改革,而不是“结构调整”型有输家的改革。该群体在论战中称呼异地高考支持者为“异闹”,并情绪化的将对手称呼为“蝗虫”,事实上,该群体较之对手而论,总体上规模偏小,在道德层面上很难博得社会媒介同情与支持,因此目前总体在舆论战中处于守势地位。

无本地户籍的社会群体主要采取一种“机会优先性”的教育公平辩护策略。他们认为如果异地高考不放开,事实上是国家性的公民权利隔离与歧视,是一种赤裸裸的城市既得利益者对更广大外来社会公民权利的剥夺,无本地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员为该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却因为户籍制度而享受不到城市本应为每一个事实上的市民所提供的平等的公共服务,他们缺乏一种来自城市在身份意义上的承认与尊重,自己的子女也在这种缺乏尊敬与认同的城市社会生态完成了自我尴尬而充满冷暴力的个体社会化,在这种个体社会化的完成过程中子女被城市向度的等级话语塑造成为了主体身份迷失而缺乏责任意识的边缘人,他们接受的是城市里被标签化为次等的教育,被同辈人标签化为次等的社会公民,因为无法异地高考,因此他们甚至根本无法接受城市里完整的教育,一到中考,不管成绩好坏,他们都会被老师们以不能升入本地高中就读为由而沦为学校里被漠视的透明玻璃人,即便在允许参加中考的城市中,这批孩子也被“借读”这样的制度标签化与身份化,因此教育公平必须首先是机会和权利的公平,而不是有质量的公平,所以对该群体来讲,必须要诉求于异地高考门坎的彻底放开,而不是按照“城市需要人才”、“积分原则”等所谓“拼爹”的标准和“城市意志”来进一步细化身份区隔。由于无本地户籍的社会群体总体规模庞大,并充分运用了建国后一批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和法理规范,采取“以法抗争”、“以弱抗争”的斗争策略,总体上容易博得社会媒介的道德同情,他们标签化对手为“既得利益者”,因此目前总体在舆论战中处于攻势地位。

两种不一样的教育公平辩护策略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核心在于两种教育公平观在当下中国很难形成思想的交汇,而要达成基于思想深度交汇的共识又缺乏真正理性的公共性空间平台与公共治理决策机制作为基础。本质上讲,当下中国“异地高考”议题下的两种教育公平观博弈是一场在教育领域展开的新的“改良”与“革命”式公共政策治理变革思维的较量,前者试图在工具实然的层面上做大教育资源总量的前提下逐步下移门坎标准而扩大受惠人群,而后者则尝试在价值应然的层面上尽快甚至最好一步到位达成基于公民合法平等权利的教育资源共享,前者的实然性辩护直接导致其理论逻辑逐渐内转和下沉,“异地高考”问题被逐渐清晰化的引向内部教育发展系统性现实难题之中来予以呈现,因此容易博得地方决策机构和具体决策部门的实然性认同,而后者的应然性辩护直接导致其理论逻辑逐渐外转和上移,“异地高考”问题被逐渐开放性的引向外部社会公平体系的宏大话语叙述和国家理想之中来予以呈现,因此容易博得国家意志和社会公众的抽象性认同。由此,中国语境下两种尚难重迭一致的教育公平观,一个在教育内部合理发展中去追寻合法性,而另一个则在社会外部公平中去追寻合法性。事实上,真正的教育公平只能是在各相关利益群体开放性的公共讨论中,彼此确立起能够形成共识的现实基点,通过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双向互动共同开发才或有收获。其中,顶层设计促成了教育公平外在政策的建构,而底层实践加快了教育公平内在要义的生成。而各利益群体如果仅仅希冀通过道德话语的单项赋值与自我神圣,并通过舆论妖魔对方利益表达、诱发群体性冲突事件等方式来达到操控决策的目的,则从根本上是不可取的,这只会导致公共决策管道的进一步堵塞而于理性决策本身无益。因此无论处于舆论的攻势还是守势,无论占据了多少的道德资源与否,都必须要在理性层面上予以全面检视,合理的问题解决只需服膺于事实和真理。

三、超越“异地高考”议题本身:几个容易忽视的政治社会学发生根源

(一)“底层社会” 的粗线条性政策设计与“个体化社会”的主体性形成:三十年中国社会生态的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

从表层来看,异地高考似乎仅仅是“随迁子女”在读书、高考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因既定的政策制度设计,人们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公民权利、国民福利被剥离的后遗症,而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三十年来甚至六十年来中国社会生态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致使“个体化社会”兴起与“底层社会”形成的直接后果,正是该二者的联姻才使得异地高考具有逻辑和道义上的抗争群体(底层的立场)与抗争武器(“弱者的武器”) 。

六十年来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经历了复杂变迁,大体表现为由“政治-身份”分层格局向“经济-声望”分层格局转变。近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分层从以身份社会指标转化为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 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使新社会阶层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人或组织人在市场化的中国改革中逐渐裂变为原子状的个体。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批原子状个人因其掌握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优势而成为时代的宠儿,社会权力的一般等价物标志因此也在这批积极活跃的社会获利群体推动下由“政治身份”逐渐转向“经济收入”,由此,9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整体出现全民经商热潮。

六十年中国治理实践中的后三十年,其社会结构分层较之前三十年而言明显实现了分层的去意识形态化。前三十年以左、右派为界而生成的意识形态化社会分层标签被财富、声望、文化品位、消费符码等市场化的资本标签所取代,中国由此进入到一个不再以神圣的政治信仰而单向度依赖资本占有结构来区别社会阶层的世俗化时代。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传统单位政治制度缓慢的瓦解过程尚且给大多数暂处于组织结构中的单位人以某些权力声望与内嵌资源,这些人尚存抵制市场资本逻辑单向度侵蚀的心理屏障而不愿“下海经商”成为原子状个体。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以国企改革为导线,这批在社会小共同体中存寄多年的单位人不得不被迫脱离组织而沦为原子状的市场化社会个体,尽管这批社会个体大多数在组织解体或变更的过程中被合法地赋予了一批进入市场的小额度资本要素,但因这批人市场应对能力与经验的先天贫乏以及此时中国市场中社会资本网络渐趋成型而固有的排他性属性,导致多数单位人渐趋沦为中国城市社会的边缘人。而在农村,80年代因农村体制改革而渐趋活跃起来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也逐渐分化,乡土中国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⑥逐渐打破,由封闭走向开放,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成为离开土地农民的新载体,到80年代末,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3%。农民的分化主要表现为由乡镇企业大发展所带来的“离土不离乡”的职业分化,但总体而论,这一时期城市化依然处于非常缓慢的阶段,农民分化的整体程度仍然较低。

90年代中国社会分化的规则是由市场建立的,其背后显性化为资本逻辑,西方社会中普遍认为区分社会层级的三大标志--权力、财富和声望,在中国单一化为财富主导的权力-声望观,即只要拥有财富,且这种财富直接等同于现实的资本占有,也就自然被赋予了权力和声望,故缺乏文化内涵的中国暴发户才会被体制精英化而很少被中国社会上层排斥。最初的暴发户来自于80年代最初摆脱组织化羁绊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但随着90年代初期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拥有者的资源联姻,市场化脆弱的制度环境受到“权力-关系”网络的联合挑战,个体工商户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很难将80年代的利润优势再扩大;而农村社会中渐趋兴起的乡镇企业也难以进一步有所作为,从1995年下半年到1999年,全国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就约有80%到90%改为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私人所有制企业。90年代的中国市场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区隔化市场”,利润回报率高的领域被大资本所左右,而大资本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网络根本上窒息了民间资本的介入。传统社会中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分别通过其禀赋的权力与专业,通过在社会分配体系中的规则设计与资源扩散权力进一步与经济资本深化结盟巩固了社会地位。9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一个富裕与权贵群体,这些人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媒介宣传的大背景下,渐趋成为了社会上层。

本世纪以来的十年,社会资本不均等和发展机会不均等加深了中国阶层固化。中国社会逐渐由三十年前开始的“增量互利型”改革走向“结构排他型”改革,改革由没有输家逐步过渡到要有人来为改革买单的结构深化调整阶段。此时,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可避免地被逐渐凸显为社会热点,社会分层标准也进一步以资本逻辑固化下来。在90年代社会结构分化中的底层群体,即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也分别出现了内部结构复杂而边界清晰的分化。以农业相关劳动者为例,按照农村社会中职业务工关系可划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内生阶层;按照农民与土地结合关系可划分为: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等内生阶层;按照财富的拥有关系可划分为:村庄富豪阶层、村庄富裕阶层、农村中产阶层以及村庄贫弱阶层等内生阶层。这些划分充分证明一般意义上的底层内部并非如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复杂性,绝不能单纯把农村社会中的农业相关劳动者都认定为底层,否则将导致严重的公共政策设计对象错位。

事实上,随着城镇化建设、市场化改革、土地流转、农村规模化产业经营的加快推进以及地方政府对于户籍制度的渐趋松动,十年来,城乡社会中诸多曾经被认为处于底层并充分考虑应该给予补偿性政策照顾的群体内部都出现了巨大的结构分化,以至于传统底层社会内部早已处于社会中层甚至是上层的富裕群体也享受着“弱者的武器” ⒁;而直接捆绑了补偿性政策的对之倾斜。相反,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却进一步因为信息资源、组织资源、社会资源的匮乏沦为沉默的政策利益缺位者。因此,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分化,中国社会的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从社会利益整合的角度看,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理顺利益结构,必须在社会分层的基础上,对城乡社会底层有比较清楚准确的把握,这就需要从底层视角动态反映他们对于不同政策的主体诉求,从而以公共治理的方式结合国家顶层设计达成基于共识的异地高考政策改革方案。目前的研究问题都是作为教育研究中相互分裂的研究主题而展开的,异地高考研究没有以严格的社会分层为基点,从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利益诉求的角度去展开分类化精密设计。另外,尚处于研究起步期的异地高考研究相关成果基本都是从单线条的规范性教育公平正义角度去设计高度板结化与同质化的改革政策,缺乏多线条式的非规范性教育公平正义研究维度的引入,同时,教育顶层设计与教育公共治理都处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初期,真正从政策设计角度去双向运用此方法的比较少见,而当前现有的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设计很难真正反映底层诉求,可能这些政策在笼统的农民、农民工、城市公民等职业分化概念面前,其政策设计仅仅是有利于这些职业内部的中上层群体,而以这些职业分层为基点后的再分层中真正的职业底层却是极大的受害者,或者至少与这些所谓的底层立场的政策设计无关。因此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议题研究愈来愈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快破题,从而实现异地高考公正政策设计的精细化、对象化和服务化,从而防止合理的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被背后隐匿的利益链条--“房地产”、“新闻消费”、“需要进行文化资本转化的新富和权力阶层”恶意化的政治捆绑。

(二)中国农村教育的政策误区导致“农村教师岗位缺乏吸引力”、“乡校从村落小区中轻易剥离”等公共危机,而这些公共危机加剧了中国农村教育的衰败进而刺激农村生源加速外流诱发“异地高考”洪流

如果把中国教育比作是一条富有完整结构形态的人才培养“生态链”, 那么这条由小学一直到大学的人才培养生态链有几个特征目前已经渐趋明朗:一、这是一条由低到高单向度流动并不断产生淘汰者故需要不断向外部溢出进而实现内部结构平衡的生态链;二、这条生态链具有显性空间分层和隐性符号分层的特征,显性空间分层体现在底端教育链有半数以上是镶嵌在农村小区之中,而高端教育链的空间分布则几乎与农村小区无关,隐性符号分层体现在优质学校、优秀师资、生源分布、成功机会、朋辈资源等教育资源城乡差距明显;三是空间形态上与农村小区结构最为紧密的底端教育链条与农村小区的链动关系最弱,底端无论从深度上看还是从结构上看,都是整条生态链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四、这条生态链缺乏有效的内部自我循环能力,生态链顶端对底端的内部资源剥夺导致底端萎缩,而顶端对底端又缺乏足够的内部回馈,同时顶端对底端的内部吸纳能力又十分有限,导致中端拥堵进而依靠教育分流来向外部溢出;五是这条生态链中具有明显的高端决定中端、中端决定底端的单向决定关系,处于底端的教育链条缺乏目标发展的自主性和多元性,并只有在被不断纳入高端教育发展轨道的体系评价中才能确定自身价值,六是生态链底端中的空间价值决定关系明确,占底端教育大部的农村教育几乎完全被城市教育所牵引而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被代表”的尴尬话语地位使农村义务教育只能被动全盘接受城市教育的文化平移与观念嵌入,致使农村教育在这种不断的权力剥夺中被剥离于农村小区的日常生活空间之外,而不得不沦为村落社会仅仅作为“人才抽水机”而存在的“文化监狱”, 象征意义上作为“文化子宫”而镶嵌在村落社会中的公共性功能渐趋消亡,农村教育成为了整条教育生态链中价值位阶上的 “最末端”。

拯救作为“末端教育”的农村教育,其核心之一在于提升农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事实上,提升农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在公共政策上并非一开始就敢于明确凸显,在社会从高度同质化而逐渐走向碎片化的中国转型时代中,国家权力的科层化控制与社会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抗争都会使各行各业在社会分层中的标准模糊,当国家权力强于社会和市场对核心资源控制和分配的时候,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政治身份就显然具有强于其它分层标准的评价功能,而当社会和市场对核心资源控制和分配强于国家权力的时候,由社会和市场所赋予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分工就会强于政治身份所带来的社会分层评价,但当国家权力与市场、社会在不同核心资源配置领域各自发挥作用的时候或者在同一核心资源配置中同时发挥各自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确定的以某一种标准来客观化评定其分层高低与声望水平。而在这种模糊评价的时期,泛泛讨论提升某一行业的职业吸引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这种评价标准模糊的社会转型期,政策设计者企图动用行政力量来单向提升某一职业的吸引力而无视该种职业自身资源配置时的主导性权力来源,无异于漠视社会转型的现实而过分依赖国家权力以漠视市场和社会在对资源配置时的自然分配力量。以教师职业为例,当百年前国家权力作为全社会核心资源控制和分配的总源泉的时候,“天地君亲师”的儒家信条作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分明凸显了教师职业的神圣地位,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在国家权力这一政治身份的授权中被自然确立起来,而时至国家权力全面控制下的20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在社会阶层划分中被打为“臭老九”,其职业吸引力自然一落千丈。

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权力主导下的中国因“科教兴国”政策话语的提出,教师职业地位重新得以提高,职业吸引力也有所提升,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权力逐渐与社会市场在对不同的资源配置中相互分野,教育领域中的资源究竟应该是由国家权力来配置还是由市场权力来配置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社会焦点,一时间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形成分野,民办教育领域中的教师职业吸引力来自于经济地位的市场逻辑,而公办教育领域中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则来自于政治身份的国家逻辑,如果此时企图依赖国家权力而确立起民办教育领域中教师的职业吸引力本身就是非法的。进入21世纪,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在对资源配置中各自的范围、关系、权限与功能进一步明确,在教育领域内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清晰,2001年,义务教育阶段确立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2006年,国家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进一步强化了义务教育的国家责任,此时提升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职业吸引力无疑需要通过国家权力来明确提出,并同时要绝对依靠国家权力对资源吸纳与分配的能力来予以具体保障。

多年来,因为教育投入体制内部的二元分离,致使农村教师在很大一段时期内主体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这批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尽管教育教学责任心总体较强,但是其教育教学水平总体不高,因此加快农村教师的更新率是必然选择,随着正规师范毕业生逐步落户农村教师岗位,同时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的转正与清退,农村教师队伍确实从历史纵向比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与城市教师横向比较却依然差距明显,中国农村小学教师具有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仅为78.6 %,与城市的92.8% 低14.2个百分点,农村初中教师具有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为 62.8 %,与城市的82.0%相比,相差19.2个百分点,同时根据笔者2012年下半年对全国9个省20个区县的实证调研资料发现,本次5285个总体有效样本数中,发生过事实性流动群体高达3366,占总有效样本量的63.69%,在样本量为2274的农村学校教师中,有1556个教师具有潜在外部流动意愿,占样本量的68.43%,其中有87.76%的农村教师想流出农村实现外部性流动,而乡镇中学教师的潜在外流比例最高,为76.51%,可见当前中国农村教师岗位严重缺乏吸引力且农村教师队伍非常不稳定,农村教师流事实性外流和潜在性外流的比例都过高,农村教育发展堪忧。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中的人力资本存量总体落后于城市,文化的丰富性上农村难以与城市相比,由此,农村社会的同质化倾向导致内卷化,农村教育在这种内卷化的村落空间中,如果没有足够丰富的优质师资的外部引入和内部流动,那么很难打破农村社会内卷化的发展模式和同质化的文化形态,很难真正使农村里的社会阶层群体实现合理的阶层上升流动,难以在通过优质的农村教育实现合理的阶层上升流动就会进一步刺激农村生源加速外流从而诱发更为汹涌的异地高考洪流,此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富裕区”的地方政府目前采用的分流式区隔化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设计将难以有效。

(三)“文凭中国”与“本科出身论”的思想共谋从深层激发“异地高考”的投机热

在日益开放的社会中,其稳定程度无疑取决于该社会中各阶层的上位流动率,而社会阶层能否实现有效的上位流动根本取决于社会结构本身变迁状况和社会阶层遴选的内在机制,前者涉及到整体社会的客观化转型与变革,后者则涉及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用什么样的社会人才选拔机制合理化地实现阶层的流动性分布。高考这一遴选机制无疑属于后者,它是考察阶级流动与阶级再生产途径的核心因素。随着中国社会1999年后的陆续大规模扩招,2012年中国高考的平均录取率已从1977年恢复高考初的4.8%增长至80%,而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甚至高达90%以上,但一本的录取率全国仅为8.62%,很明显真正促成中国高考录取率提升的主力是普通地方院校和高职院校,以985、211、教育部直属高校等名校为代表的中国优质高等教育扩招规模并不太大,在中国就业日益困难的今日,这种名校品牌性保障的精英教育人力资源卷标式产品无疑成为优质就业岗位区隔性遴选的最佳符码,这种本科层次的名校情结甚至在高校自己招聘时都难以幸免,甚至反而是这种符码式标签化招聘的主力和先驱,中国高校招聘政策中日益增多的类似“原则性招聘第一学历为211以上本科且毕业于211以上科研院所的博士或硕士”要求进一步激化其它社会用人单位的符码式招聘跟风,“能力”本位让位于“文凭”本位,“个体”本位让位“名校”本位。

这种异化的本位转移同时导致两个恶性后果,一是致使中国高中出口堵塞,每年新产生大量的高考复读生,这对于正常的应届生来讲并不公平,二是催生普通地方院校的本科毕业生、专科毕业生急于在考研究生时进入名校以试图改变学历出身,形成日益复杂的“考研热”社会现象,而中国诸多普通地方高等院校的教学职能也渐趋弱化为考研培训,学术职能彻底让位于就业导向。这种恶性的职能变异不仅导致高校缺乏特色而千校一面并渐趋同化⒃,同时被日益固化的本科出身情结事实上还将导致相关群体将第一个后果作为优先自主选择,而第二个后果则往往成为无可奈何的被迫选择。显然,这种异化了的“文凭中国”与“本科出身论”思想共谋从深层激发了“异地高考”的投机热,致使中国社会从10年前的“高考独木桥”变身为10年后的“名校独木桥”,高考也从10年前主要属于“教育”的难题而演变为10年后主要属于“社会”甚至属于“政治”的难题,以至于 “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议题如今已经成为了全民关注度最高且参与面最广的社会公共危机之一。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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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 2017异地高考新政策 各省2017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 异地高考需要什么条件

开放异地高考,是为了进一步解决外来务工子女的升学问题,让非户籍地考生享有与本地考生相同的高考资格,使更多外来务工子女能够更好地享受父母务工所在地的教育资源,让非户籍地考生享有与本地考生相同的高考资格。那么2017异地高考需要什么条件?下面小编汇总各省2017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 ,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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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2017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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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异地高考需要什么条件

省市报名时间异地高考报名条件
 
 
 
 
 
北京
11月9日-12日北京市规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符合5项条件可以申请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5项条件分别为1.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暂住证或有效居住登记卡、居住证或工作居住证。 2.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3.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4.进城务工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2011年9月至2016年8月是连续,不含补缴)。5.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
2.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符合5项条件可以申请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
 
广东
12月1日-10日父母拥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合法稳定的居所;父母在广东拥有3年的社保、居住证,子女有在广东就读的3年高中学籍。
 
 
 
江苏
11月1日-4日
 
非我省户籍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在我省参加高考的,还须在我省取得普通高中学籍并具有完整的普通高中学习经历,且其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随迁子女考生须由考生本人向就读中学提交《2017年来苏务工就业人员随迁子女高考报名申请表》,由现就读中学汇总后报就读中学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和县(市、区)招生办,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办理相关报名手续。 
 
 
安徽
12月1日-7日不具有我省户籍的随迁子女,在我省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并有相应学习经历,可在学籍地参加高考。高中阶段学籍须由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证明方为有效,且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一律在学籍地的市、县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名。为了综合治理“高考移民”,随迁子女还须提供家长稳定就业、稳定住所和社保缴纳等情况证明。 
 
辽宁
11月7日-14日随迁子女考生在具备基本报名资格的同时,还须符合在辽宁省高中阶段有三年学籍,并有完整学习经历。父母在辽宁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黑龙江
10月28日-11月15日非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高考报名,须具有本省高中学籍且高级中学阶段在本省连续实际就读3年以上,父母在本省有合法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湖南
11月1日-10日
 
外省户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报名由县市区招生考试部门负责资格审查。普通高中毕业生除提供学籍证明外,还须提交其父母在当地1年期以上的居住证(含就业状况信息、房产证或租赁合同等)等证明材料;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须提交学籍证明。毕业生证书复印件和父母居住证明等材料,交所在市州、县市区招生考试部门留档一年备查。 
 
广西
10月下旬开始《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的实施细则》
 
 
 
新疆
12月10日前2017年起,非新疆户籍来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及普通高中阶段在疆连续实质性就读六年(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并有六年完整学籍,有新疆初中毕业证书、中考成绩,有三次及以上参加新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经历,父母在疆有六年及以上合法稳定职业、居住证,有在疆三年及以上社保缴费记录或纳税证明,允许其高考报名,可报考区内外本专科院校。 
 
福建
11月4日-11日凡在福建高中有3年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可在福建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允许参加本科、专科层次录取,并与福建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 
 
山东
11月8日—16日春季高考:非山东省户籍的,应具有山东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籍并有完整学习经历,且已按要求通过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的普通高中学生和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的中等职业教育学生。
夏季高考:具有山东省高中段学校学籍并有完整学习经历的合格毕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完整学习经历指截止到2017年9月具有我省高中段学校3年完整学习经历)。 
 
吉林
11月12日—22日1.非随父母来我省就读的考生,户籍迁入我省时间必须是三年以上(2013年12月31日前迁入)。考生本人须从户籍转入时间开始在我省户籍所在地学校连续就读,在我省普通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并参加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江西
11月11日-17日
 
外省户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符合第(一)条所列条件,且具有江西省高中阶段一年以上(截至2016年9月)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的可申请报名。
 
上海
11月10日-12日1.考生为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的同住子女,且在本市参加中考或父母一方连续持有《上海市居住证》3年,同时须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云南
11月15日-25日考生父(母)亲户籍不在云南但在云南具有六年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社保缴费记录。 
 
山西
11月18日-22日
 
外省户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严格按照《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普通高考有关事项的通知》(晋招考高〔2013〕15号)执行。 
 
湖北
11月21日-12月16日
 
具有我省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学籍,并在我省完成三年的普通高级中等教育或者中等职业教育学习;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在我省现居住地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河南
11月21日-12月9日在我省就业的外省户籍人员子女,父母一方须有合法职业和稳定住所,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须具有当地学校正式学籍,随学籍所在的学校参加报名。
报名手续:考生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学业水平考试准考证,以及父母双方身份证、户口簿、父母一方在当地的住所和就业证明。
 
重庆
11月23日-12月2日非重庆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考,考生及父或母须持有重庆市公安机关颁发的《居住证》或《暂住登记凭证》,其父或母须有在渝三年及以上工作经历和居住证明,考生须具备我市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学籍并实际就读。 

广东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

广东异地高考实施细则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方案仍执行去年“三步走”政策,明确随迁子女2016年起可报名高考,明确了“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的标准。其中,在广东省合法租赁住房的,也属于有“合法稳定住所”,这意味着,细则正式实施后租房者若其他条件符合政策要求,其子女可在粤报名高考。

昨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并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目前这一方案还在征求意见中。和以前相比,《办法》并没有放宽门槛。而此次征求意见,是落实去年省政府关于异地高考的文件具体操作的问题,明确如学生去报名应带什么材料之类的具体操作方法。下一步省教育考试院会公布具体文件。

异地高考仍按“三步走”

《办法》称,所称随迁子女是指跟随父亲或母亲在广东省生活、就学的非广东省户籍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广东省户籍就业人员子女。

去年12月2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通知,确定广东省从2013年开始分步实施随迁子女就地升学考试,相关工作分三步实施。

三步走

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省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不受入户年限、就学年限等限制,可在广东省报名参加高考,并可与广东省入户地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2014年起经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在广东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规定在广东省参加社会保险累计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具有广东省中职学校3年完整学籍的,可在广东省报名参加高等职业学院招收中职学校毕业生招生考试(即:“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考试和高职学校对口自主招生考试),并可与广东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2016年起经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在广东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规定在广东省参加社会保险累计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中考并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可在广东省报名参加高考,并可与广东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新办法

而最新《办法》与“三步走”内容一致,实施时间、所设条件相比都没有变化。在最新《办法》“第三步”的条件阐述中,仍然规定:符合参加高考升学考试准入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按要求办理报名手续在广东省参加高考的,与广东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不过,《办法》对“随迁子女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表述略作修改,加上“或”字,改为“随迁子女在父亲或母亲就业所在地市具有高中阶段学校3年完整学籍”。而《办法》在其他相关条文中,相关称谓也表述为“父亲或母亲”,使条件阐述更为清晰。

异地高考怎样报名

1.《办法》要求,需在广东省参加高考的随迁子女,应当在高考报名前向就学所在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2.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汇总,并分送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房地产)、公安、教育等职能部门,由各职能部门根据准入条件,进行审核、认定。

3.各职能部门审核后,在规定时间内将有关名单反馈回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由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各职能部门的审核结果,确定报考名单。

4.所确定的报考名单由学籍所在中学公示,对公示结果有异议并经审定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不予办理报考手续。

(注:进城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累计年限的计算截止时间,为其随迁子女当年高考报名规定时间。)

异地考生如何借考

《办法》规定,对不符合异地高考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经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公室同意,2014年起可在广东省借考。不过,借考考生应向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提出书面申请,经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同意,方可在广东省其父亲或母亲就业所在地市借考。报名时,随迁子女应出示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同意的有关书面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到其父亲或母亲就业所在地市招生办办理高考借考手续。此外,在广东省借考的随迁子女应回到户籍所在省(区、市)参加录取,具体录取要求和标准由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确定。

新方案三个细则

买房租房都算“合法稳定住所”

去年公布“三步走”方案时,不少市民疑惑,如何认定进城务工人员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租房算不算有合法稳定住所呢?是否要买了房才能参加异地高考?

《办法》明确,进城务工人员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认定为在广东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在广东省范围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了就业登记;在广东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从事合法个体经营或其它商业活动。

而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标准是:在广东省拥有自有住房的(具有房地产权证、购房合同、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等之一);在广东省合法租赁住房的【具有有效期内且已在县级以上房屋租赁管理部门或房屋所在地街道(镇)出租屋管理中心及其他授权办理备案机构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

材料造假将不准报考

《办法》强调,如果随迁子女的有关材料及有关证件不齐备或弄虚作假的,一律不准报考。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的随迁子女,一经发现,取消报名资格。已被录取的随迁子女,一经查实有关证件不齐备或弄虚作假的,取消录取资格。

户口簿身份证要同名

另外,随迁子女报名参加高考,应使用户口簿上的现用姓名(须与身份证同名)报名,并以此作为考试、录取的依据。随迁子女因本人填报的信息错漏造成无法考试、录取的,其责任由随迁子女本人自负。

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28省份实施异地高考

6月7日,中国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这一天开始,939万莘莘学子将走进考场,对十几年寒窗求学作一次小结。“千军万马独木桥”,这曾是中国民众对这场选拔竞争程度的比喻。然而,从高校扩招到社会机会多元化,眼下的高考虽已不再是出人头地的“独木桥”,但是,一场牵动近千万家庭的考试,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从标印着“绝密”字样的试卷,到警方护卫考点、监控录像,再到考试之后的全封闭阅卷,全社会都在努力创造一场公平的竞争。然而,在流动人口超过2.3亿的中国,人们期待,更多的随迁子女能够更平等便捷地就地参加高考;在国家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下放给高校时,人们期待,高校自主招生少一些“暗箱”,多一点透明;在各种“特长生”遭到社会质疑之际,人们则期待,高考加分政策少一点“猫腻”,多一些人性。今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程开启后的第一次高考,从今天起,中国新闻网将推出高考主题策划,关注考场之外的高考期待。

异地高考的最新政策:异地高考人数激增高,门槛问题待解

今年28省份实施异地高考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被称为“异地高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2013年,中国异地高考艰难“破冰”,共有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12个省份启动实施了这项政策。2014年,异地高考实施地区继续增加。教育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将有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新增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山东、宁夏、新疆、内蒙古、福建、海南、山西等16个省份。这意味着,2014年将成为异地高考普遍落地的一年。

异地高考人数较去年激增

从异地高考报名人数来看,与去年异地高考遇冷不同,今年报名人数达到了5.6万名,较去年的4440名激增12倍。分省份来看,湖北今年异地高考报名人数达2664人,比去年增加2445人,是去年的12倍;江苏报名人数从去年的374人激增到2995人,是去年的8倍;安徽今年异地高考生有705人,人数较去年的304人实现翻番。在今年首次开放异地高考的省份中,福建异地高考报名人数有3600多名,新疆有2138名,海南有372名,山西600多名,宁夏有35名。

多地要求父母合法职业、稳定住所。

黑龙江规定,非本省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高考报名,须具有本省高中学籍且高级中学阶段在本省连续实际就读3年以上,父母在本省有合法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辽宁规定:在我省高中阶段有三年学籍,并有完整学习经历(须具有我省高中阶段学校初始注册学籍)。父母在我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北京规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

相较其他省份,北京的规定更为严格。根据《北京市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通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

日前发布的《2017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规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符合5项条件可以申请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5项条件分别为:

——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暂住证(或有效居住登记卡、居住证)或工作居住证。

——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

——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

——进城务工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2011年9月至2016年8月是连续,不含补缴)。

——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

安徽规定:须提供家长社保缴纳等证明

据媒体报道,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安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名条件堪称“史上最严”,除了“具有我省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考生还须提供家长稳定就业、稳定住所和社保(查询 办理)缴纳等情况证明。

西部省份多措并举 新疆建“高考移民”终身追查制度

西部省份的“高考移民”问题向来广受关注,对此,近年来,西部诸省份多措并举,旨在遏制这一问题。

近期,宁夏便调整了高考报名条件:本地户籍不在区内就读,户籍年限由原来的6年调整为12年。

此外,据媒体报道,作为“高考移民”主要流入省区之一的新疆,今年将由自治区党委、纪检监察、教育、公安等部门联合成立“高考移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择机出台《自治区高考移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并建立“高考移民”终身追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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